从老报人陈泽昆说到到民间办报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2-10 02:04:35 / 个人分类：互联网业界
作者：铁流
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
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交上朋友。
文艺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有六个编辑记者，他最年长，大家叫他老陈，我也跟着叫。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目光炯炯，似乎有想不完的事，他不苟言笑，喜欢穿中山装，戴鸭舌帽，来去一辆单车，动如风，静如水，麻利快捷。早上一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沏茶、看报，处理来稿。然后坐藤椅上，悠悠闲闲地翻看杂书，语间无废话。
组长肖青向我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绰号“多宝道人”，你要好好向他学。
巧好，我们两人的办公桌背对背，坐在椅上一转头就成了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方便。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遇上拿不定的稿件，向他请教。他总是先听我陈述意见，而后挺认真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彩。
每天有不少稿件涌进收发室，收发室分类后再将稿件送到编辑手里。五十年代青年人喜欢出名，喜欢向报社投稿，文艺组是来稿最多的部门，每人都有厚厚一叠。他处理稿件速度比我快十倍，一叠稿不一会儿就消化尽净，用的放在卷宗里，不用的扔进废纸娄，退稿的附上铅印信。我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品茶看书了，真够清闲！
我没茶瘾，顶多翻翻时兴的小说，更多时间去评报拦看大家贴出的意见，显得特别关心。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不久，成都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龙。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建议市委注意这个问题。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小黄，干新闻需要勇气和敏感。你很有勇气，也很敏感，是个料。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去复来看了几遍，老皱额头，但不发表意见。大约周末下晚班，他突然对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味。好一阵后，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出来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传统制作工艺，还得有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你品出来没有，这酒柔而香，甘而醇，清冽透明，舌尖上感觉特舒服？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他意味深长地呷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
我哦了声，笑着道：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小说重在细节描绘，新闻关注事件的发生发展……
他谈得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我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于是，我开始对报纸有所理解，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问他，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办一张报纸需要多少人？以及报纸的功能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回答有理有据。
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
我急不可奈的插一句：要是不准刊登怎么办？
他把手里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撂，说：我们就“开天窗”（空着板面）！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未通过，大家就会起来抗议，骂得他头膑（脑袋开裂的意思）。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三四十年代，《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 “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对办报越来越有兴趣，真想作个终身报人。接着，他列举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
我问道：现在成都人口快八十万了，全市除省报《四川日报》外，就只有一张《成都日报》，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呢？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只浅浅地说：报纸多是办报的人才多，与思想活跃分不开。现在讲成份，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
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问：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去办，又要有多少人看啊？
他说：过去办报不像现在办报打人海战，是不是人都是记者、编辑。当记者、当编辑，得是块料啊！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晚报，编辑、记者不到二十人，采编合一，按栏目分。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通稿。 说到这里，他添一句：真正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绝对办不好。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才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此后，我总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张属于自已的报纸或刊物。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筹划办一个叫《笑》的刊物，没有想到半年后“反右斗争”中，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笔“罪恶”。
我因“干顶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于是，我名列“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作为一般右派，工资降三级，踢出相府，弄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当火头军。
“物换星移几度秋”。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仍当编辑，他没有归队。一天，我去春熙路人民银行成都支行看望他，他栓张白布围裙，正忙着橱房里的事情。一见面，他笑笑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只是迟早的事。小黄，好在你当时没揭发我，要不我去“劳教”，你做火头军了。怎样，吃了不少苦吧？也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过去的事谈起来全是笑话。“反右斗争”没明堂啊！
他说得轻轻巧巧，无怨无恨，好像二十多年日子极度平静，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一样。无情的生活像炼狱，使一些人乐观旷达，也使一些人消极沉沦。他，永远心静如井水，在磨难中养成处危不惊，临死不惧，是为智者。不久，他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
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在极端危险的悬崖山道上急行，相互有说有笑，很是愉快，还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他的话不多，却道出一个真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倒台，全是自已贪污腐败造成，决非人言。人言只是一面镜子，防它有何用？古人早就说过：史鉴知兴亡，人鉴知得失，铜鉴正衣冠，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漫步九寨长海，看着水中的山，水中的树，天水交融一幅绝妙的画。他饶有兴趣地说：小黄，赵紫阳去年来九寨看到大熊猫，当了总理。迷信东西不能不信。这次我们如能看到大熊猫，你准能当上总编辑。
我一笑回答：要当，决不会要谁的封赠，一定靠自已！
他盯我一眼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民间办报。如行，你自己定是个总编辑，但得有实力啊！
九寨沟一山雪，一天冰。我们住在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当时我月工资为七十元人民币），大大吓了一跳，方知同是中国版图上的人，收入有这么大差距？我还和她聊起香港政治制度与刊物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要有本事和实力。突然，一个亮点从脑海里划过：有本事的人何别再端铁饭碗？天下路得自已走……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烤火，静观火苗跳动，听着湿木棒吱吱吼叫。我自言自语说：我真想办报，一定会办报。他笑了：小黄，你真的办起报纸，我不要工资给你打工怎样？我一生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你行，正当年。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予第一张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刊，尔后又去办《当今农民》，再后受报魁安岗老人之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奉命组建《经济日报》并任总编辑），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夕，跑到香港，通过朋友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一党专制的“雄关当道”，难已逾越。
1985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去看他，他一脸红光，陶醉在安乐窝里，显得愉快高兴。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他嘿嘿一笑说：大家都有福，大家都有福！你“海中”打滚，发财发迹，我续弦娶妻，老而有运。不容易，不容易。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走了，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总想办张自已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使贪官墨吏闻风丧胆的报纸，可难如愿。
而今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财富早已改变了国家地位，但舆论却无力监督社会分配的不公，更不敢去批评政府，一味地对也歌，错也歌，歌上加歌。尽管当今有多如牛毛的报刊，却没有一张是“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报纸！这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执政党啊！你到底怕什么呢？
故乡成都早是座五百多万人口现代化的大城市，报纸却少得可怜，特别是讲真话的报纸。现将1992年由官方编辑的，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辞典》683页，“报刊篇”所例举上世纪三、四十年报刊目录公布于后，两者相比，让读者自去体味。
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
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交上朋友。
文艺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有六个编辑记者，他最年长，大家叫他老陈，我也跟着叫。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目光炯炯，似乎有想不完的事，他不苟言笑，喜欢穿中山装，戴鸭舌帽，来去一辆单车，动如风，静如水，麻利快捷。早上一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沏茶、看报，处理来稿。然后坐藤椅上，悠悠闲闲地翻看杂书，语间无废话。
组长肖青向我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绰号“多宝道人”，你要好好向他学。
巧好，我们两人的办公桌背对背，坐在椅上一转头就成了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方便。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遇上拿不定的稿件，向他请教。他总是先听我陈述意见，而后挺认真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彩。
每天有不少稿件涌进收发室，收发室分类后再将稿件送到编辑手里。五十年代青年人喜欢出名，喜欢向报社投稿，文艺组是来稿最多的部门，每人都有厚厚一叠。他处理稿件速度比我快十倍，一叠稿不一会儿就消化尽净，用的放在卷宗里，不用的扔进废纸娄，退稿的附上铅印信。我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品茶看书了，真够清闲！
我没茶瘾，顶多翻翻时兴的小说，更多时间去评报拦看大家贴出的意见，显得特别关心。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不久，成都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龙。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建议市委注意这个问题。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小黄，干新闻需要勇气和敏感。你很有勇气，也很敏感，是个料。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去复来看了几遍，老皱额头，但不发表意见。大约周末下晚班，他突然对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味。好一阵后，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出来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传统制作工艺，还得有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你品出来没有，这酒柔而香，甘而醇，清冽透明，舌尖上感觉特舒服？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他意味深长地呷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
我哦了声，笑着道：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小说重在细节描绘，新闻关注事件的发生发展……
他谈得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我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于是，我开始对报纸有所理解，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问他，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办一张报纸需要多少人？以及报纸的功能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回答有理有据。
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
我急不可奈的插一句：要是不准刊登怎么办？
他把手里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撂，说：我们就“开天窗”（空着板面）！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未通过，大家就会起来抗议，骂得他头膑（脑袋开裂的意思）。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三四十年代，《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 “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对办报越来越有兴趣，真想作个终身报人。接着，他列举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
我问道：现在成都人口快八十万了，全市除省报《四川日报》外，就只有一张《成都日报》，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呢？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只浅浅地说：报纸多是办报的人才多，与思想活跃分不开。现在讲成份，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
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问：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去办，又要有多少人看啊？
他说：过去办报不像现在办报打人海战，是不是人都是记者、编辑。当记者、当编辑，得是块料啊！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晚报，编辑、记者不到二十人，采编合一，按栏目分。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通稿。 说到这里，他添一句：真正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绝对办不好。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才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此后，我总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张属于自已的报纸或刊物。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筹划办一个叫《笑》的刊物，没有想到半年后“反右斗争”中，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笔“罪恶”。
我因“干顶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于是，我名列“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作为一般右派，工资降三级，踢出相府，弄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当火头军。
“物换星移几度秋”。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仍当编辑，他没有归队。一天，我去春熙路人民银行成都支行看望他，他栓张白布围裙，正忙着橱房里的事情。一见面，他笑笑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只是迟早的事。小黄，好在你当时没揭发我，要不我去“劳教”，你做火头军了。怎样，吃了不少苦吧？也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过去的事谈起来全是笑话。“反右斗争”没明堂啊！
他说得轻轻巧巧，无怨无恨，好像二十多年日子极度平静，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一样。无情的生活像炼狱，使一些人乐观旷达，也使一些人消极沉沦。他，永远心静如井水，在磨难中养成处危不惊，临死不惧，是为智者。不久，他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
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在极端危险的悬崖山道上急行，相互有说有笑，很是愉快，还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他的话不多，却道出一个真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倒台，全是自已贪污腐败造成，决非人言。人言只是一面镜子，防它有何用？古人早就说过：史鉴知兴亡，人鉴知得失，铜鉴正衣冠，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漫步九寨长海，看着水中的山，水中的树，天水交融一幅绝妙的画。他饶有兴趣地说：小黄，赵紫阳去年来九寨看到大熊猫，当了总理。迷信东西不能不信。这次我们如能看到大熊猫，你准能当上总编辑。
我一笑回答：要当，决不会要谁的封赠，一定靠自已！
他盯我一眼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民间办报。如行，你自己定是个总编辑，但得有实力啊！
九寨沟一山雪，一天冰。我们住在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当时我月工资为七十元人民币），大大吓了一跳，方知同是中国版图上的人，收入有这么大差距？我还和她聊起香港政治制度与刊物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要有本事和实力。突然，一个亮点从脑海里划过：有本事的人何别再端铁饭碗？天下路得自已走……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烤火，静观火苗跳动，听着湿木棒吱吱吼叫。我自言自语说：我真想办报，一定会办报。他笑了：小黄，你真的办起报纸，我不要工资给你打工怎样？我一生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你行，正当年。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予第一张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刊，尔后又去办《当今农民》，再后受报魁安岗老人之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奉命组建《经济日报》并任总编辑），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夕，跑到香港，通过朋友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一党专制的“雄关当道”，难已逾越。
1985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去看他，他一脸红光，陶醉在安乐窝里，显得愉快高兴。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他嘿嘿一笑说：大家都有福，大家都有福！你“海中”打滚，发财发迹，我续弦娶妻，老而有运。不容易，不容易。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走了，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总想办张自已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使贪官墨吏闻风丧胆的报纸，可难如愿。
而今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财富早已改变了国家地位，但舆论却无力监督社会分配的不公，更不敢去批评政府，一味地对也歌，错也歌，歌上加歌。尽管当今有多如牛毛的报刊，却没有一张是“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报纸！这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执政党啊！你到底怕什么呢？
故乡成都早是座五百多万人口现代化的大城市，报纸却少得可怜，特别是讲真话的报纸。现将1992年由官方编辑的，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辞典》683页，“报刊篇”所例举上世纪三、四十年报刊目录公布于后，两者相比，让读者自去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