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参加湘黔枝柳铁路的修建 (连载十八）

我曾参加湘黔枝柳铁路的修建 （连载十八）

我三脚两步追上亚朗，对她说：“你们为什麽不在井边放一个公共水桶，这样卫生多啦.”亚朗说：“原来也有，后来烂啦，就没有了。但不要紧，我们打水的桶底都洗干净的，不着地。”我有点不相信。

到了井边，只见亚朗担不离肩两手提着左右水桶，，腰一弯，往水里用力一按，水满了，然后借着肩膀的力，双手一提，腰一挺，一担水稳稳挑在肩上。二话不说，迈开脚步就走，腰一扭一扭，桶里水不见半星点溅出，看着亚朗优美的身影，我有点呆了。

“看什麽，”突然有人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排长，身后还跟着两个伙伴，“心想，就‘溜’她。”排长看着远处消失的优美身影，哈哈地笑起来。

我不好意思推了排长一把，说：“谁敢违反纪律？”

其实我也很喜欢亚朗，但当时绝对不敢存丝毫非分念头，一是纪律，二是我在家乡的生产队里已经有了恋人。

她叫陶健。1969年1月21日，我们12个知识青年首批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奔赴到高德公社马兰大队新吉车7队插队落户。其中只有两个知青我比较熟悉，都是北海中学的同学，但都不同年级不同班。另外9个知青也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多是初中学生，北海中学居多。可能是“知青办”有意安排，我们这队“乌合之众”恰好是6个男，6个女。“知青办”一个领导叫黄觉民，人长得矮墩墩，胖乎乎的，慈祥可亲。他乐呵呵对我们说：“以后你们找对象就不困难啦。”但后来的结局大大辜负了他的期望，一直到我们12个知青全部返回城市，仅仅只有一对喜结良缘。其他4男4女压根儿就没有感觉，生产队大叔、大婶平时也开他们玩笑：“你看小陆和小张多好，都‘合锅’啦。还有洪彬和陶健也快‘合锅’啦。”所谓‘合锅’就是指小陆和小张两人伙食从我们知青中分出来了，自己过。我和陶健倒是真心相爱，但一直未‘合锅’，最终也不成事，为什麽有情人终不成眷属呢？陶健长得高挑，瘦弱，削肩；大眼睛，一笑两个浅浅酒窝，腼腆温柔，说实在，刚到生产队时，我对她毫无感觉，听说她出身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出身就决定前途，所以平时大家虽有讲有笑，但要说‘合锅’，这是想都不敢想的。70年夏收夏种最为辛苦，雨水特别多，生产队白天割禾插秧，晚上打谷，那时生产队已添置几台打谷机，机器一开动，全村社员都出动，有些把一捆捆稻谷解开，塞进滚动的打谷机里，在另一边，打谷机源源不断吐出轧掉谷子稻禾，还要有人不断用禾叉挑起，抖动，再把抖干净的稻禾堆到另一边。这项工序不是很难做，男男女女社员派成两排，大家一齐用禾叉挑起稻禾，抖动，再挑给下一个这样一个传一个，可以把稻禾传到另一个晒场。最难做是站在打谷机的出口处，从打谷机里吐出的稻禾，夹着绿色的粉末、灰尘，直往人的鼻孔里钻，有一种说不出味的青涩苦辣的难闻味道，很多社员都退到远处挑。我们知青既然来接受再教育，要接受贫下中农的考察，当然不敢临阵脱逃，所以站在打谷机旁边都是我们男知青。我更是一马当先站在最上方，没干上两个晚上，我就挺不住了，连连咳嗽，并且越来越厉害，但我硬撑住。第三天上午，在收工回来的路上，趁人不注意，陶健含羞把一个纸包塞给我，匆匆说：“这是止咳的……”就一溜烟跑远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草药，我问一个老农，她说：“这是龙舌草，治咳嗽，很灵。村边鱼塘有，你怎么知道的？”我支吾说：“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知道肯定是陶健打听出来，内心非常感动，以后也对她多了点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