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经济市场化随议

深入经济市场化随议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是经济市场化铸就的，可中国走到随便可以讨论“经济市场化”这个概念是很不容易的，跟政治民主化一样，也是付出了大量血的代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特区的建设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开始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过渡，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才算确立。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都还没能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承认。深入经济市场化不仅对于北海，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依然是个问题。

在北海讨论深入经济市场化更难些。在宪法层面上，市一级政权都不是很合法（宪法规定的我国政权等级为中央-省-县-乡）。市级政府更没有独立的自治权，缺乏立法变革的工具。表面上看，想取得突破是很难的。政治民主化，有开明的当政者当然好，没有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民间运动来推动的。但经济市场化，在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则主要要依靠政府的作为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政府”概念。在东西方，对政府的认识是不同的。一些国家普遍认为法院、军队、行政机构、议会（人大）四部分合起来才是政府；而另一些国家只把行政机构当着是政府，政府与法院、军队、议会（人大）合起来就是国家了。在中国，这两部分的认识都有，民众总体认识比较混乱。我们这既有经常把批评政府当成不爱国的，也有囚犯把武警士兵称为“政府”的。当政者的认识则是很清晰的，我们经常听到四家班子的说法，即党、政、人大、政协，行政机关即政府，“北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凯恩斯主义在全世界盛行之后，虽然路径与我们国家的苏式体制不同，但行政机关在国家权力方面越来越强势，却是共同的，欧美皆如此。

说到行政，我们的官僚们喜欢加上一个词——依法。行政的强势在于越来越多的立法是行政主导的，而议会在这方面的权力正逐渐弱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由于社会发展日渐复杂化，几乎每一个执法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定法律的权力。比如，国家规定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没几个地方可以做到，就是这样的，再比如，土地闲置两年不开发，国家可以收回，也几乎没有执行，是同样的情况。

有所为，有所不为。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行政官员通过不作为来自定法律，同样地，行政官员也是可以通过有所作为来改变法律现状的。比如仇和就通过公布处级以上公务员的电话号码来调整昆明的政治生态。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地方政府一样可以通过行政机关积累的强大权力优势，有所作为。这有所作为，同有所不为是同一含义。

前几天，与规划和土地部门的几个朋友吃饭，闲聊中提到香格里拉东边有块地，政府已经把土地出让，可地上有幢1500平方米的集资楼还没拆迁，在拆迁补偿方面，政府和居民的分歧很大，政府评估价只700元/平方米，愿意按照1500元/平方米补偿，而居民说，他们的房子一楼都是海景房，没5000元/平方米，就免谈。在这样的事情上，一般来说，政府要么不作为，把事情搁下，让受让土地的开发商一直不能开发，要么就只能大作为——强制拆迁了。有没有第三条路走呢？我觉得市场化很容易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政府实际是一个具体利益方——地产开发商（这里把地产和房产分开认识）。商人都是讲效率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商人是要遵守游戏规则的，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强调的是双赢。但政府这个商人，有强势权力支撑，在其直接参与的经济博弈中，总是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压制本该是平等的对手，用强权让对手利益最小化。这是导致事情进退两难的根源。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政府在这其中没有了利益，那块地的拆迁就很容易协商，很快就可以完成，既可以让原居民得到满意的拆迁费，又可以让开发商尽快动工开发。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府的职责要明确。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政府不能直接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利益分配。